胡锦涛：共同抵制贸易保护
在协调失败的情况下，宪法理事会再单独做出决定。
他认为个人占有一份土地正像临时占有戏院的一个座位一样，谁也无权得到超过他需要的东西，从而实现平等权。……如果我们所欲表达的不是特种物而是抽象物的价值，那么我们用来表达的就是货币。
这样，1982年宪法制定时的矛盾基本得以化解，法律上平等得以确立。失地农民所陷的贫困，也导致了子孙后代生而不平等。[41]同时，城市土地的国有化也是基于宪法的规定，使用权的出让、转让或征收却都可以实行市场价标准。《上海市城区基础设施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3条，2010年12月2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55号发布。[56]既然政府要把所征收土地用于商贸和住宅开发，以及把基础设施作为营利性项目开发和经营，那么就应当对失地农民开放，创造资本关系。
同时，根据该条例第19、26条的规定，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也采用市场价标准。对相同情形相同对待，对不同情形区别对待，正是法律上平等原则的真谛。多数国务院办公厅文件都是经国务院同意或者批准发布的，起草主体往往是行业部门，制定程序相对简化，类似于立法法之前国务院批准＋部门发布类的行政法规。
[22]三是县级政府工作部门内设法制机构的数量通常不到三分之一。一是通过许可名称法定，增强行政许可法的类型强制功能。[39] 杨建顺：《行政行为的主要形式》，载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36]从理论来看，这里的核准与行政征收行为相交织，似宜应按照主行为吸收从行为的原则，认定核准的性质为行政征收行为的一部分，不将其作为单独的行政许可。
转引自周汉华：《行政许可法：观念创新与实践挑战》，《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8页。当然，还有一个折衷办法——许可次级名称法定化，在立法中直接冠名某行政权力为普通许可、特许、认可等，但许可次级名称法定化难以解决上述特别法设定的许可为上述五种类型以外的许可（行政许可法第12条第六项），将来可能还会出现行政许可名称泛化问题，鉴此，第一种方案更合理。
在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一些地方出现了撤并法制办潮。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抽象概括后进行规范，但是否存在过度抽象化问题[14]，值得反思。[33] 这种类型强制，其实也是以行政许可法为统领、以特别法为骨肉的行政许可制度体系。低水平的执行与纸面上的高惩罚相平衡。
在发布平台方面，可以考虑统一发布，各地方、各部门也可以在各自平台上发布。比如，《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8]（国务院令第412号）规定：为保证本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依法、公开、公平、公正实施，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对实施本决定所列各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等作出具体规定，并予以公布。当前，行政机关还是不习惯许可、处罚之外的监管方式。1.有的法律、行政法规相关规定不明确。
[11]行政许可法严格限定了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规范类型，但社会并没有完成转型，设定与实施行政许可的需求还比较强烈，各方面似乎没有做好去行政许可的准备，法律法规没有设定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想方设法设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规范溢出效应。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以下两种途径：一是由立法机关分别解释，统一发布。
不执行在法律中是普通事，可能和执行一样普通。司法也可以弥补这个假的立法漏洞，但这方面的司法实践效果并不好。
行政许可名称法定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路径：对存量许可，以一揽子法律解释方式统一许可清单名称，明确清单的法律效力，并向行政法法典编纂和执法指南方向发展。在地方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的编制中，各地大都公布了本级政府现有行政许可清单，但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县与县之间的行政许可数量差异很大，有的省有1000多项，有的省有600多项，有的市县有600多项，有的市县仅200多项。在此背景下，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对许可的认定各有理解，相同法律依据设定的行政许可在不同层级的认定结果不一致，是一种客观必然，这反映了行政组织对法律实施的重要影响。[18] 张红曾对哪些事项需要备案进行反面排除，但还没正面回答哪些事项应该备案的问题。未经指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报纸、期刊进口业务。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名称从来不是在物之外的，通过命名，某种东西被作为某一特定的事物得到领会。
在行政强制法立法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指出，行政强制措施的具体形式繁多，同一行政强制措施有多种表述，缺乏规范，这是行政强制法立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2]目前，行政许可的名称还有备案、登记、注册、年检、监制、认定、认证、同意、审定、指定、配号、换证、鉴证、公告等。
此前，经济高速增长、法律的选择实施等消化了大量非正式行政许可和软性行政许可的经济成本。[31] ［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此外，行政许可的认定标准模糊，监督标准也因此而模糊，权力清单编制、非行政许可审批清理等工作受制于此。其中经营报纸、期刊进口业务的，须由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指定。
（三）监督方面 法律的执行取决于投入的资源[23]，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也离不开监督资源的投入。这等于承认了面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就是行政许可。比如，行政资助动辄几百万、上千亿，一个行政资助会衍生出数量庞大的许可、处罚，但资助的共同法律规则缺失。没有名字的行政权力，事物的本质就难以显现出来，法律实践中的理解基础存在不确定性，交流者首先要凭借自己的判断来给该行政权力取个名字，或者归个类别，当交流者出现分歧或者没有能力取名字、归类别的时候，就出现了交流障碍，法律实施就会出现偏差。
[14] 行政许可法通过后，有相当数量的请示答复是关于某一行政权力是否是行政许可的。关于类型强制，王轶：《民法典体系强制》，载《中国民法百年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3-85页。
司法优势是美国法文化的基本因素之一，联邦最高法院具有强烈的个人权利意识，积极通过诉讼影响法秩序和社会变迁。4.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立法探索不足。
在一定意义上，该目录可以理解为行政许可群。[9] 依据行政许可法第18条，行政许可条件需要在立法时一并设定，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行政许可条件，需要研究。
在证照分离先照后证等改革背景下，登记的行政确认特征凸显出来，建议登记不再作为许可的类型。二是现行法中名非许可但实为许可的，应清理正名。[27]大卫·休谟谈到，法律是被语言所建构的，法律规范是一种有实际性、有效性语言结构，是一种以达到在同一个社群生活的意见一致或理解对手的沟通技术。[10] 周汉华指出，对于行政许可法的许多制度创新, 实际部门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认为过于超前, 不符合中国的实际。
列入目录的进出口商品，由商检机构实施检验。人栖居在语言所筑之家中。
行政许可法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但实施效果不尽人意。美国联邦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从预算、机构和法制等角度，力图解决各个机关孤独地存在、缺乏协调、欠缺全局考虑等问题，较好地优化了行政机构的决策。
但实践对监管措施的制度需求非常强烈。[34]行政许可既是行政行为的一个具体类型，也是该类型行政行为的抽象概念。